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突然想起小沈阳在小品《不差钱》中的一句台词：“两眼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我两眼一闭，还真睁开了，但就是慢了点儿，一晃就是三十年。

  前些天，晚报编辑部召集复刊时文体组全体成员一起座谈。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同志在会上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北京晚报怎么想起办音乐会了呢？”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三十年前，甚至更遥远的年代。

  新星音乐会的由来

  三十年前的1980年是个百废待兴、充满生机的年代。在这一年，停刊了十四年的北京晚报在市委的关怀下复刊了。整个晚报编辑部一共四十多人，而刚刚踏进报社门槛的年轻人就占了一多半。文体组七个人，除了负责文体宣传的编委李士民同志和时任组长的我是老同志外，其余还有四个毛头小子和一位姑娘。这些昼伏夜出，处于亢奋状态的年轻人，在社会奋进的大潮中逐渐显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8月的一天晚上采访归来（全体成员多是晚上看演出、看比赛，写稿到凌晨），沙青对我说：“滨龙，最近听了几场音乐会，一些文艺团体出了几个不错的年轻歌唱演员，有一些新歌听起来如同沐浴春风，你看能不能集中宣传一下。”

  沙青的话语，把我带到了六十年代初，我想起刚进报社时，晚报总编辑王纪刚向我们那批年轻人讲过一段话：“晚报是党报，要补日报之不足。我们要坚持报纸宣传的五大要素，起到‘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从那时起，我们那些年轻人才知道，报纸不只是宣传，还应起到鼓舞、激励、推动的作用，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座右铭。用现时的说法，我们十分蔑视所谓的八卦新闻以及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沙青找到纪刚，沙青汇报了他的想法。纪刚为人敏锐、豁达、豪爽、最爱年轻人，他立即支持了我们的想法，并及时帮助我们归纳出宣传要点：推出新人、推出新歌。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些年轻人总觉着就这样宣传似乎还不解心中的亢奋之情。于是，他们又大胆提出：能否组织一次音乐会，推出新人、推出新歌，再加以重点宣传，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引起极大关注。

  说老实话，三十年前提出的想法，想不到也达不到“举办一次音乐会可以开流行音乐之先河的境界”，办成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却还处在朦胧之中。

  纪刚同志敏锐地感到社会复兴的时

  机即将来临，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抓住时机为社会的进步擂鼓呐喊。他立即同全体编委研究沙青、铁池上报来的一些思路，并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举办新星音乐会，推出新人，推出新歌。”文体组的年轻人接到编辑部的指令极度兴奋，而我在夜深人静时却陷入了沉思：这是不是报纸宣传五大要素的具体体现呢？随着岁月更迭，实践证明，新闻界和音乐界不搭界的两大系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竟然走到一起办起了音乐会，这恐怕也是新闻界的一个空前壮举。

  没花一分钱办起

  新星音乐会

  说办音乐会容易，真要办起来却困难重重。

  演职人员如何确定？场地定在什么地方？舞台、灯光、音响、安全保卫谁来干？节目单怎么出？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最最难的一个问题，经费怎么办？钱从哪儿来？

  从有想法到确定办音乐会，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怎么办？大家想起了纪刚同组里的记者过士行的一次谈话，中心意思就是：要写出深刻文章，就要做“戏虫”。我们领会了就是要发扬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功夫，也去做“虫”。想到就做，文体组全体成员齐上阵。我和沙青一起来到谷建芬老师的家。表达了我们想办音乐会的决定。谷老师当即表示，要人给人，要歌出歌。最后我们提出没有办音乐会的经验，希望谷老师帮我们举荐一位舞台监督。谷建芬老师爽快地把她的爱人、“老戏骨”殷波同志推举出来，一时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演职人员齐了，场地怎么办？当时定的是首都体育馆，没钱租场地又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发挥“虫”的特性，我和吕会民，来到住在展览路的张斌（时任首都体育馆馆长）的家。“文革”前，我跑体育与张斌相识相知，利用这点关系，开门见山同张斌谈。我们借你一方宝地举办新星音乐会，一没钱、二没经验，你看怎么办？具有商业头脑的张斌一听说一堆歌唱新星的名字，立即感到是件大事，不会亏本。他说：钱不成问题，票款结算，一家一半，舞台你们搭，灯光、音响我们调、安全保卫我安排。

  又一大问题解决了。随之节目单的问题又来了。一分钱没有，交不出定金，哪家印刷厂也不会接。我又故技重演（“文革”时期晚报停刊，我在日报总编室干了十四年版面编辑，与报社排字车间，照制车间，平印车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求得排字车间主任武志谦同志的同意，由车间唯一一名七级工吴宾生师傅加班加点亲自拣字拼版，照制车间把沙青请人画的会标制成版，拿到平印车间套色印刷。很快一万份带有时代特征的节目单出炉了。我记得全编辑部的同志手拿史无前例的节目单反复看，高兴的劲头儿甭提了。用新闻纸印成的史上最粗糙，又没等级和品相，又最便宜的节目单，在音乐会举办的当天，又成了一大亮点，说白了，那不是买，而是在“抢”。

  单纯、炽热、责任

  打上时代烙印

  新星音乐会的成功举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正式演出前的走台，试灯光、音响，参演文艺单位负责人先后来到后台支持指正；舞台监督殷波同志忙前忙后安排演出的返场程序；张斌同志坚持到场接应，可以说，这一大台晚会，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喊累，更没有一个人谈报酬。

  伟大的时代造就一大批伟大的人才。全体演职员的报酬分到手的钱也就够吃一顿消夜，但没人有怨言，他们有的只是如何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广大听众面前，思想上的单纯、干净支撑他们时刻保持着一颗涌动的炽热的心，那是一份对音乐事业的执着，对社会对观众的责任。

  岁月的沧桑，征途中的历练，当年的毛头小子如今百炼成钢。（作者时任北京晚报文体组组长）

  笔记之六 我们还会有梦吗？

  怀旧，也是一种情感的需要。

  我们为怀旧情绪所搅扰，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物质的欲求，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洗刷着我们的灵魂，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匆匆走过30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不少。

  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鲜活的梦想。我们不怎么做梦了，不会做梦了，即便有梦，也失之于浅近和苍白。

  30年前的新星音乐会，是一场“一定要把所有票都卖出去的演出”。为什么一定要卖票呢？为了赚钱吗？不是。那时人们的头脑中，钱不过是工资单上的几个简单数字。至于赚更多的钱，既没概念，也没想过。新星音乐会卖票的本意，不过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形式，创造一个机会，一个选择自己生活乐趣的机会。

  那时的国人，刚刚呼吸到一点点自由的空气，刚刚获得一点点选择自我生活的空间。尽管只是一点点，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已属奇装异服；提溜一台三洋四喇叭录音机，可谓招摇过市；听一听邓丽君，读一读手抄本，更是大逆不道了。即便如此，人们终归已经走上了一条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

  以往一些文艺演出，大多是向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放集体观摩票。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从钢铁厂、纺织厂拉来，服装一致，满场一望，要么一座煤山，要么一片菜地。新星音乐会是不是人们所需要、所期待、所梦想的？花钱买票是试金石。开始时我们曾经固执地坚持，新星音乐会一张赠票也没有。但到了后来，还是妥协了，因为给每个演员赠票，据说是惯例。这样，新星音乐会开了唯一一个口子，每位演员两张赠票。

  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那样，两场演出36000张票，一转眼就卖光了。办公室的电话打爆了。强烈的需要，迫使我们去想，是不是在首都体育馆再加演三场或五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放弃并不是担心票卖不出去，而是我们文体组的这一帮记者，这些自认为的“无冕之王”，一个个确实已经筋疲力尽。

  卖票，那还是市场经济刚刚萌发的嫩芽。如今我们走过了30年，市场经济已经演化成市场社会。正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先生所言，“社会被嵌入在市场之内了”。在市场化的社会里，金钱法则，买与卖的交易原则，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渗透到我们的毛孔中。我们大概再也想不起当年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要买票，为什么要花去几天的饭费，去听一场新星音乐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我们正别无选择地经历着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费主义时代的生活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活在眼前，我们眼前有什么，房子？汽车？服装、化妆品？夜夜笙歌，顿顿欢宴？我们忙忙碌碌于当下，奔波于当下琐碎生活的汪洋大海。我们被消费主义的物质欲望所驱使，所奴役，一个个原本鲜活的生命个体因此被消解，被湮没。我们在足以将人没顶的消费的激流中，随波逐流。

  当我们将一切都作为消费的对象，并开始消费一切，直至消费我们自己的生命乃至灵魂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也包括我们的内心，都变得不那么真实了。我们久已不再扪心自问那些似乎只有傻瓜才会思考的问题——此番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再也看不到飘荡在天空的梦想，再也找不到心灵中一块安宁的绿洲。我们站在渐渐富足起来的土地上，胸膛里却是筛子一样的孔洞。“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今天，还有多少人怀有这样遥远而利他的梦想？

  也许，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回望那个青春年少的1980年，那个弥足珍贵的1980年。回望那些永远不变的少年之梦开始的地方，记忆起那些曾经身轻如燕、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美好岁月，那些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之谊，那些对崇高对理想的认知和那些曾经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激情与梦想。

  （作者时任北京晚报记者）